盛夏光年,同志,台灣,國片,15年,影評,視覺文化研究室
光魂再現

框取與反身:《盛夏光年》的三種觀看

時隔15年,《盛夏光年》(Eternal Summer, 2006)在台重新上映。在社會氛圍與背景迥異的今日,片中的同志三角戀情也許依舊深刻,但其中的性別書寫已然成為當今同志文本百花齊放中再現多元性別認同群像的其中一個樣貌。也許2021年的觀看,可以轉向敘事外的討論,重新檢視《盛夏光年》中的鏡頭語彙與特質。

框取

撇除敘事主體,兩男一女的愛情糾葛與性別認同並不在本文的討論中。反之,以本作十分標誌的歪斜為起點,除了人物間的對白推動著故事前進外,超越文本本身的敘事也悄悄地在觀眾耳邊低語。觀眾可以很快地察覺,片中出現大量不自然的歪斜鏡頭語言,暫且不論這是否是受所謂「日系」(以及本作時常出現的音樂錄影帶式鏡頭語言)敘事方法影響而採取的手段,這些歪斜呼應了故事當下的情感,許多高張的片段大多使用一定程度歪斜的鏡頭來表述某種動盪與不安;並且,搭配大量手持鏡頭特有的晃動質地,使情緒上的鋪陳達到基本的整體感。另外,許多歪斜恰好帶出人物間的關係,有時左傾使右方人物在畫面上看起來高於左方,這樣的高低差暗示了人物關係間的某種從屬(或情緒強度)關係。這種處理方式發揮了電影語言的特殊性,在原著小說《光年》中,作者大多使用對白來描寫角色間的關係,並要求讀者自行推展/共感出敘事本身的情感;電影則輕鬆地透過鏡頭敘事處理這點,同時迴避掉過多台詞可能造成的話癆問題(當然,過度刪改造成了另外的問題)。

不過,這樣十分明顯的鏡頭語言反向地使觀眾更容易注意到鏡頭本身的存在,甚至,觀眾可以進一步感受到強調鏡頭存在的意圖。除了上述歪斜外,電影中大量使用強調框取的鏡位也不斷提醒觀眾一種觀看關係:角色們的故事正處於一個明顯的被觀測位置,故事角色除了「被」扮演外,同時也正再現角色本身。這句話聽起來十分弔詭,何以角色再現角色自身?以演員的角度來說,當個體接觸到不同的角色與劇本時,勢必需要經歷「進入角色」的心理建設階段。這個「進入」透露了個體消除主體性,試圖暫時掩蓋自己的靈魂,使角色(立基於虛構)的靈魂進入肉身。所以,一般劇情電影的角色都處於一種演出的狀態中,並且,決定一位演員優劣的標準之一便是他有沒有演「活」這個角色。然而,在特定情況中這樣的演出邏輯將被打破(或高度強調以便進到另一個討論,如《楚門的世界》),通常這些特例大多依舊服膺於劇本本身的策略(如奧姆尼康電視製作公司與《楚門》),並且這個策略也將成為該部作品的討論核心。只是,上述並非《盛夏光年》的敘事策略,本作既無意討論扮演與再現的議題,也沒有試圖拉展出超越劇情本身敘事的意圖。這讓攝影過度強調自身存在的拍攝手法產生某種怪異,使觀眾清楚地理解到自己正在觀看一場演出,而那些角色除了角色自身的特質外,其內面的演員靈魂也不時出現。

反身

當觀眾觀看電影中的角色時,究竟該以何種姿態面對,甚至與角色共舞?我們同時面對了角色自身、演員與一個因電影媒介所產生的,邀請觀眾進入的空白,三種截然不同的觀看正不斷在敘事內裡角力。當鏡頭帶向康正行(張睿家飾)與杜慧嘉(楊淇飾)翹課在台北的某高樓上瞭望眼前車水馬龍的風景時,兩人之間、不在焦距內的柱子提醒了我們攝影機的框取;當鏡頭帶向康正行在圖書館偷看跨性別書籍時,鏡頭的手動多段移焦與隨後出現的杜慧嘉再度強烈地暗示鏡頭本身的存在(與框取);這些語彙不單停留在形式美學的討論或某種單薄的炫技,而是覆返於電影中,使觀眾考慮:我們不再是被動的觀眾,而是主動的介入者。影像超越敘事,長成自己的語言;觀眾超越接收,促成意義的交會;我以雙瞳,注入凝視,產生微光,而電影回以擁抱,輕撫我的身體,讓影像在肌膚上流動。影像中的夏日燠熱、三角戀情及性別壓抑,透過鹹澀的海水,附著在角色與觀眾的肌膚,使單向觀看轉向相互對話。此時動態影像的一種仿若具備主體性而迸發的在世存有(being in the world)向我訴說超越電影、觀眾與影廳的絮語,如無人觀測到的,隱現於攝影機中的幽魂輕拍我肩,卻在回眸時消匿於黑暗中,沒有實在,卻無比實在。

同時,當余守恆(張孝全飾)獨自騎車不慎摔車時,鏡頭短暫切換至第一人稱(守恆)體現出受撞擊而產生的暈眩與模糊視線,其仰天的鏡位也符合當下他臥倒在地的視角。這一顆稍縱即逝的鏡頭以極為明示的姿態展現了電影超越電影本身,某種如箭般,穿刺螢幕至觀眾的向外指涉。這個鏡頭語言不只擔負讓觀眾更能「共感」角色的責任,或是召喚電影的文化語彙使觀眾意會角色狀態,它更延伸地使三種觀看與三種角色交會:這是余守恆這個角色在劇情的脈絡下(當下)產生的生理不適;是張孝全本人接近角色時身體本身出現的某種想像;同時也是觀眾介入電影本身,使鏡頭為觀眾代言(或者說觀眾「主動地」將感知投射至那顆鏡頭本身)的想像輝映。亦即,我們有了向外(電影角色)、向內(演員)與向裡(觀眾)的觀看/位置(角色),觀眾也完成了一場互為主體的「觀」影運動。

時間性

綜上,《盛夏光年》向我們提出邀請,期以抵達另一種觀看方式,將身體投入影像中,讓影像流於全身的肌膚外,也使自身有機會將觀點書寫於螢幕中。影像中除了敘事的基本時間外,更因文化接近性而出現了一種時差:相隔15年的放映,影像中多了難以言喻的——並非初來乍到,亦非溫故知新——在懷舊(姑且這麼說)與重新觀看的時空夾縫間,隱約生成的某種親密感。它所締結的不只是文化上的某種近似,更是(台灣)觀眾得以將自身經驗置入其中,展開特殊關係的可能性。期待所有在今日進戲院欣賞的觀眾,都能與電影發生這樣的關係,使重映的微光再度反現,流傳於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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