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魂再現

《竊聽風暴》影評:平庸之惡的自贖

二戰到東西德合併這段期間,有不少作品討論過該段充滿分裂、諜報性質的社會現況,從《辛德勒的名單》(Schindler’s List, 1993)描述1939年德國商人辛德勒拯救波蘭裔猶太人,到《帝國毀滅》(Der Untergang, 2004)直指希特勒個人生命終結之時,再推演到本作《竊聽風暴》(Das Leben der Anderen, 2006)探討東德當時情治機關史塔西(Stasi)對人民的荼毒。這些作品雖然並非全是紀錄片,片中也有不少不符史料的成分在,但點出一段充滿傷痕的(部分)歷史事實給大眾知道是為轉型正義的第一步。

  • (編按:本文將從《竊聽風暴》引申鄂蘭政治哲學概念,再從概念回應電影情節。)

根本惡(radical evil)的誕生

談到整個德國二戰——戰後史,不得不從納粹開始談起,《竊聽風暴》中史塔西(Stasi)的運作模式也與納粹有能夠互相參照之處。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曾在《極權主義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1951)中借用了康德(Immanuel Kant)提出的「根本惡」,並在奧古斯丁(Saint Augustine)的理論框架下延伸出超越精神、神義性(theodicy)的意義:

「根本惡(radical evil)與一種制度同時出現,在這種制度中,一切人都同樣成了多餘的。操縱這個制度的人相信自己和其餘人一樣是多餘的,極權主義殺人最為危險,因為他們連自己是死是活都不在乎,不關心自己是否生活過、是否出生過……清除從經濟上來看是多餘的,在社會上是無根的人類群眾,這既是一種吸引,也是一種警告。在極權主義政權垮臺之後,極權主義的方案仍能存在,它以一種具有強烈誘惑的形式,將會在可能的時候,以對人有利,並且能夠解除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悲苦的姿態出現」 (《極權主義起源》p.573)

這段話指涉的範圍橫跨了納粹時期希特勒政府的暴政以及在納粹垮台後「惡」如何以另種方式延續下去。對鄂蘭來說,這個「惡」的重點在於它如何被人以一種層層包裝的方式將其「合法化」,對應到納粹便是以一種多層分工、軍階制度以及後期操作社會架構的方式來屠殺猶太人們。這種方式一方面在表象上分散了惡的根本性,一方面也使那些行使惡的人們(納粹、幫凶…等)無法真切感受到自己的所作所為是如此違背人性。雖然史塔西機關的年代在鄂蘭創作之後,但當今站在歷史之外對照不難發現,不論是片中描寫史塔西特工對於藝術家、人民,甚至是自己人的迫害是如何層層分工,或是當一個人成為了組織中的齒輪有多難擺脫整個大結構的掌控都完全符合鄂蘭在《極權主義起源》以及後續《責任與判斷》(Responsibility and Judgment, 2003)所討論的「惡」。

所以回到《竊聽風暴》中,Wiesler(Friedrich Hans Ulrich Mühe飾)與他的好友Grubitz(Ulrich Tukur飾)成為了一個對照,原先都衷心為黨服務的軍官們隨著劇情推演,Grubitz持續展現身為組織的小齒輪為了自己的利益及保住性命而選擇只想抓到人,不論清白與否;Wiesler則是從一開始毫無情緒起伏、遵照組織命令的表現(也是一種「平庸之惡」)到後來因為監聽後真切地從自己出發的角度行動,保護劇作家Dreyman(Sebastian Koch飾)及他的朋友們。兩者之間最大的差別在於「思考」,當然,劇中有刻劃出Wiesler孑然一身的私生活,加上他除了自己的性命外幾乎沒有任何包袱阻擋它行動(雖然Grubitz可能也沒有),因此他能夠在察覺到史塔西的殘暴及糟糕之處時馬上以幽微的方式反抗。

我看你看他看你

《竊聽風暴》營造出了一個從戲外到戲內的互相參照模式:從戲外觀眾觀看這段故事、戲內Wiesler藉由竊聽「觀看」Dreyman一家的生活,這種營造到了中段Wiesler動搖後更加模糊了現實的邊界:不論是Wiesler或Dreyman都是活在同一個時空的人物,但監控的不可查覺性以及營造出「上帝之耳」的監聽系統分裂了次元的同一性。仿若《楚門的世界》(The Truman Show, 1998)一般的荒謬,《楚》中所架空的上帝視角實境秀節目到《竊》中成了現實的諷刺。事實上關於監控導致人人自危的情節描述十分貼近史實,現實中史塔西當時的標語為:「我們無所不在」(Wir sind überall.)要能夠達成無所不在有兩個層面:不易察覺的監視系統及塔塔西發展出的「侵蝕」(Zersetzung)心理騷擾模式(*註1)。史塔西的情治模式幾乎等同於納粹時期的蓋世太保(Gestapo),差別在後者是明確享有「預防性逮捕權」,前者則是至少會等到有間接證據(即使是捏造或斷章取義的)後才開始實施逮捕羈押。

平庸之惡如何反抗與自贖

所以,所謂「平庸之惡」到底該如何反抗?又,何謂平庸之惡?與根本惡的關係為何?要回答這一系列的問題必須先回歸到鄂蘭的政治思想體系中。如同前述,鄂蘭在根本惡的論述上借用了康德的哲學傳統,並從根本惡的概念中引申出「平庸之惡」(banality of evil)的概念(翻譯問題容我後續再處理)。對鄂蘭來說根本惡是由極權政府體系下所誕生出來的,它壓迫了人民的自主與多元性,企圖將人類的個人空間所減至0,並且,透過這樣的手段與改造使人民變成巨大國家機器的齒輪。這種根本惡施加在人民上的結果便是:人們不再思考、開始成為一個虛無的存在,只會無差別地接收極權政府所下的任何指示。然而根本惡並非極權政府自身成為惡人並改造人民為惡的手段或目的,而是鄂蘭為提出平庸之惡前先行以哲學觀點解釋當下納粹極權政府的暴行由來。也就是說,鄂蘭認為面對極權主義的情況下沒有任何過去的哲學傳統能夠適用與解釋,根本惡概念的提出其實是為了在哲學討論中先製造出一個可供參考的理論基礎。有了這個自己創造的理論背景之下,鄂蘭在描述平庸之惡時便能夠與其互相對照,但首先我們必須先處理一個翻譯上的問題:「banality of evil」翻成平庸之惡是否恰當?「平庸之惡」聽起來像是闡述這個惡是日常、甚至有點沒什麼了不起的成分在。但對鄂蘭來說,平庸之惡是她參與艾希曼審判後,聽聞艾希曼一套「我只是奉命行事」的理由(*註2)開脫後所進行的反思,這樣的「banality of evil」事實上強調更多的是施暴者(惡)本人並沒有察覺到自身惡行的嚴重性,在根本惡前提下的思考停滯導致艾希曼(Adolf Eichmann)本人甚至無法察覺到自己的惡。惡能夠以極其平庸的方式降生於世上,缺乏思維(thinking)與判斷的能力,是艾希曼為惡的主要原因。(蔡英文,2007)因此,筆者認為,「banality of evil」在眾多翻譯中,以鄂蘭學者蔡英文博士所詮釋的「罪惡的膚淺性」最為貼切。

在鄂蘭的《人的條件》(Human Condition, 1958)中描述了根本惡轉向平庸之惡的過渡:關鍵在於人類的「無思」,在該書中鄂蘭引用馬克思及爬梳整體社會發展至今的狀況,將人類的作為區分成勞動、工作、行動三者。這種對社會現況的全面性敘述是為了點出在當時人類行動的前提往往是「無思」的,這個無思使得人類搞混了三種境況間的差別,從而製造出納粹中府的暴政與極權主義。回到艾希曼本人,他代表的便是整個納粹體系,乃至整體社會對於思考的空乏,對比到《竊聽風暴》中的Wiesler(前期),他們都顯露了一種共同的特徵:「無思、沒有人格特質以及失憶(don’t remember)」(*註3),唯獨在電影中Wiesler開始了思考,開始了一連串行動,他在歷經內心的自我辯證後慢慢走回思考之路。當他最終取回自己被壓抑的人格特質後,選擇拯救Dreyman,便是超越了艾希曼成為反抗極權主義、情治組織,以及更重要的:反抗平庸之惡。

戲外的討論

當然作為一個劇本能夠體現出極權政府的惡與政府官員的善能夠造成極大的衝突與反思,事實上也將整部電影提升另的層次。過去史塔西情治單位的致命問題是由於監聽的對象過多、資料過度龐大,導致在蒐集資料後沒辦法進行全盤性的解讀,至今仍然有許多資料尚未完成解密。也許現實中真有這麼一個待在極權體系下的善人,但筆者依然認為電影中過度神化Wiesler的人格特質,他的決斷與改變經歷的自我衝突或掙扎刻畫的稍嫌不足,當然這無傷整部電影故事精彩度的大雅。或許在不久的將來,地球上的某個人會如同Dreyman一般挖掘到了這麼一段動人的故事,以此反證人類不論在任何環境下都能夠有著善良之心,起身反抗制度、反抗政府、反抗整個世界。

註1:史塔西建立了對嫌疑人進行心理騷擾的方式——「侵蝕」(德語:Zersetzung),這一名稱來自化學詞彙,意為腐蝕、分解。1970年代始,逮捕及酷刑折磨等公開迫害的方式被史塔西認為過於殘酷和明顯。由於心理騷擾不易留下痕跡,且難以推測其性質和來源,故很難激發受害者和及其支持者的反抗行為。「侵蝕」方法的應用目標通常是恐嚇嫌疑人以擊垮其意志,從而使其停止其「不當行為」。「侵蝕」方法的手法通常是騷擾受害者的私人生活以使其產生不安感,例如進入其房間搬動家具的位置、重設鬧鐘的鬧響時間、撤下牆上的畫或是調換茶壺中的茶葉。亦有通過安裝竊聽器、抹黑其名譽、誣告、神秘電話、匿名包裹等其他心理攻勢,甚至包括向受害者的妻子寄送性玩具來實施騷擾。受害者通常不會想到背後的策劃者是史塔西。許多人因此陷於精神錯亂、崩潰甚至自殺。(取自維基百科)

註2:奧拓·阿道夫·艾希曼(Otto Adolf Eichmann,1906年3月19日-1962年6月1日)為納粹黨衛軍少校,是二戰猶太人大屠殺的主要負責人之ㄧ。1945年11月二戰戰勝國曾在紐倫堡組成國際軍事法庭,史稱紐倫堡大審(Nuremberg Trials),但這場審判中並未抓到艾希曼。後來以色列情報特務局在1960年5月11號綁架艾希曼,運至以色列進行艾希曼審判。審判當中艾希曼本人不斷強調自己只是「奉命行事」,鄂蘭在參與那場審判後曾提出「艾希曼並非禽獸,只是一個丑角」被外界抨擊是在幫納粹說話。後來在鄂蘭的著作《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與後續著作中有完整敘述對艾希曼評價為「平庸之惡」的思考脈絡。

註3:艾希曼之所以會犯下這麼巨大的罪行,如果不是出自深邃的為惡動機,或者變態的人格特質,那麼,可以解釋他惡行的因素就在於,他缺乏自我反思與「記憶」(remembrance)的思維能力。因這種障蔽,他 喪失了「道德的良知」,致使他在執行命令與決策之當下,無法,或者不願意判 斷其道德的正當性。因為缺乏了思維能力中的「記憶」作用,致使他無法自我操 持而易受外界事物的引誘與煽動。鄂蘭說:最重大的罪犯是那些「失憶」(don’t remember)的人,因為他們從未思考相關之事態;同時,缺乏記憶,他們就不會被任何事情給牽制。對人類而言,思考過去之事物意味穿梭於事物之深層,伸張事物之根基,也因 此得以穩固自己,他們就不會被任何發生之事故——不論是時代精神或單 純的誘惑——給動搖。最嚴重的罪惡不是根本性的,它沒有根基,但正因 為它無根,所以無所限制。它可以走向不可思議的極端,並且橫掃整個世 界。(Arendt, 2003:95)在這段引言中,鄂蘭指陳「罪惡的浮淺性」意味罪行本身的「無根性」,這「無根性」來自人之思維能力的喪失,除了喪失自我反思的作用之外,也喪失了「記憶」的功能,前者造成道德良知的隱晦,後者導致為所欲為的盲動。(蔡英文,政治之罪惡與寬恕的可能性:以 Hannah Arendt 的解釋為焦點,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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