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畫家與偷畫賊,The Painter and the Thief,視覺文化研究室,影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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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畫家與偷畫賊》影評:顏料中的相濡以沐

竊賊與失主,照理來說應為對立關係,尤其當失物為認真創作的作品時更應如此。然而,挪威一起畫作竊案中竊賊與畫家卻成為朋友,並發展出堅定的友誼。這是《女畫家與偷畫賊》(The Painter and the Thief, 2020)所描寫的真實故事。從懷疑到信任,從抗拒到擁抱,觀眾將透過本作見證一段堅定、充滿光輝的友誼,如何體現在一段十分特殊的人際關係中。

互為凝視客體

相信看完本作的觀眾皆對其中的劇情感到不可思議,撇除兩人特殊的友誼發展歷程,光是本作如何被拍攝下來就有不少倫理及技術問題。導演班傑明李(Benjamin REE)利用視角區分同段故事(兩位事主的友誼),這個手法一方面跳脫事件本身提供觀眾兩造式的平衡敘事,一方面讓觀眾深刻地了解到兩人對比此的看法以及轉變。對Barbora(Barbora Kysilkova)來說,她向Bertil(Karl Bertil-Nordland)提出邀約,甚至日後發展友誼,都是出於創作上的探求。這種探求面對的倫理問題是:她是否以獵奇式的眼光看待Bertil?片中記錄兩人互動時的眼神、肢體中,很容易能夠察覺她們其實處在互相凝視的狀態。表面上Bertil才是作為模特被凝視的一方,而且他的竊賊身份也隱含著下位的權力關係,Barbora在道德層面上是遠高過Bertil的,且這種畫與被畫的創作行為在過去藝術史的發展中也體現出極大的權力意識問題。

然而正如Barbora對Bertil身體性的注視,Bertil也回以防衛式的主動凝視。尤其在一切都有一台攝影機架設在旁錄製的情況下,Bertil自然會認為他們是想從自己身上取得某種證詞或定罪證據。但隨著時間推移,這種凝視與緊張關係逐漸消解,Barbora習慣挖掘事物的逝去、死亡的美學,這種創作脈絡使得她自然對Bertil感到極大興趣。與其懷疑Barbora的獵奇心態,不如將其視為純粹的創作者,這種對某事物狀態的偏執已經超越倫理的規範,昇華誠如孩童般純真的關注。Bertil在體會到這種熱忱後也終於放下防衛式的應答方法,開啟他們友誼的起點。在此劇情內部的第一種凝視關係結束,我們不妨跳出劇情本身回到記錄者的角度思考,在前段中攝影機扮演了什麼角色,以及攝影機的介入為他們的關係帶來何種影響。影像紀錄的一種客觀及證據性格被Bertil彰顯出來,他的竊賊及毒蟲身份讓他懼怕、提防攝影機的紀實性,一切都可能成為呈堂供證,成為他鋃鐺入獄的關鍵因素。因此,攝影機發揮了他傳統且容易被誤解的紀實性,但這個紀實性又將隨劇情進展而產生質變。

紀實轉向

在他們真正成為朋友後,友誼與日俱增、信任積沙成塔,觀眾將面對敘事主體轉換所造成的困惑:究竟我們在觀看的是什麼「故事」?又或者從另個角度來說,他們故事的特殊性甚至某種程度上抽離了紀錄片中的典型紀實性。而觀眾開始質疑,到了他們正式成為好友後攝影機的角色及其姿態又轉化成了什麼型態?要回答這些問題必須先回到紀錄片或甚至「電影」本身進行討論,事實上過去對電影的定義數以千計,有人說電影是「活動的繪畫」(painting in movement)、「光的音樂」(music of light)或者追根究底,它是時延(duration)藝術。眾多描述中皆對電影作為聲音、影像、光的集合體做出不同的陳述,以及其關注面向進行哲學式討論。在這些本質的排列組合與各自表述(當然後世也有理論混種及互文)外,關於電影是否真實問題也引起許多討論。寫實主義(realism)與形式主義(formalism)的爭論也許是一大重點,前者認為電影是一種真實生活的體現與記錄;後者則認為電影的藝術性立基於它與真實的截然不同(編按:這種二分法雖然在邏輯上互斥,但本質上並非全然對立,而是各自發揮其長處相互影響)。兩派說法引起了電影與真實間的激烈辯證,同時這個辯證也將持續影響到後續人們談論「紀錄片」時所定義的紀錄與真實為何。

過去典型的紀錄片形式承繼了某種類型電影的規範有了絕對恪守的影像產製原則,受到寫實與新寫實主義的影響以及後續與新聞影像產生的特殊對照(或者說是融合)關係使得紀錄片很容易會長成某個既定的樣子:受訪者的自白、純淨(straight)式旁白、抽離敘事…等。這侷限了紀錄片的發展且無疑使其陷入十分危險的處境,當有人試圖打破這種形式的窠臼,紀錄片面對新型科技與時代發展的快速變化下將如何變化?早在溫德斯(Wim Wenders)的《里斯本的故事》(Lisbon Story, 1994)中世人便察覺到詩意敘事與反身(reflective)影像如何將紀錄片推向新的領域,並且示範了當代紀錄片形式早已失效且必須轉生的迫切性。也就是說,事實上我們無法再以任何產製邏輯來「想像」何謂紀錄片,而是採取開放與後設的思考面對新興的各種「documentary」。回到《女畫家與偷畫賊》,觀眾觀看本作的方式或許該調整成見證世界上千百萬之一友誼形式的紀錄。這種觀看姿態避免了重疊於前文提出的獵奇隱憂,並且解放了敘事主體的侷限性,從而接受事件中的所有轉向。也許我們應該試圖待在形式與寫實的中界,否定紀錄片這個類型所夾帶的寫實意識形態,接受片中戲劇性十足的轉折。甚至「紀錄片」在本作中其實只剩下沒有實體的魂魄,隱現在監視器錄像、鏡頭語言與剪輯形式中,至於故事本身已經可以遁入形式與寫實的灰色地帶中,變成一種「不盡然完整的電影」。

灼熱視線

當觀眾得以從紀錄片的形式問題中解放,聚焦在故事主體時,Barbora與Bertil的情誼將溫暖所有人。兩人擁抱彼此的過去,在一次次的對話、繪畫、凝視中找到對方的溫柔,並全心全意地接納彼此的傷口。不論是Barbora對Bertil狂怒、失序行為的解構,或Bertil對Barbora陰暗過去的包紮,兩人都在一次次的凝視中找回對人性的信任,並與自己的心坎和解。Bertil初見自己成為畫作時,靈光返現所產生直擊內心的悸動與興奮,以及最終揉和兩人生命史、投射深刻情緒的那幅躺臥在沙發上的畫作,這些創作書寫下兩人情誼的堆疊,如同Barbora的同心圓刺青,生生流轉於記憶中。

Heartbeat (The Painter and the Thief), Barbora Kysilkova, 2018, oil on canvas, 150x22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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